赋闲未敢忘忧国。1966年“文化大革命”狂潮冲天而起。他把陈毅叫到家里来问情况。

刚听到陈毅下车的声音，刘伯承就摸索着迎到书房门口：“是陈老总来了吧？快讲讲，城里怎么样了？听说国防部大楼也被冲了，这还了得！还有贺胡子，你这几天见到他没有？小平同志的情况怎么样？”

陈毅不想谈这些烦心事，岔开话题问：“怎么样，老同乡，最近身体可好？”

刘伯承摇着头，叹息着说：“不行喽，啥子也看不清了。看样子，我这只左眼也快要瞎了。”

“瞎了好。俗话说，眼不见心不烦嘛！”陈毅心里窝火，语气也冲，说完往沙发上一坐，重叹一口气。　　

刘伯承与陈毅心灵相通，他明白挚友的感受，接过话：“就是我们又瞎又聋了也不成，我们还有一颗热心呀！你还是说说小平同志的情况吧。”

陈毅说：“小平的日子不好过，林彪、江青给他安上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政治帽子，看样子，凶多吉少。”

刘伯承痛心疾首地说：“这怎么得了！这怎么得了！”

不久，邓小平被打倒，后流放江西。刘伯承基本上闭门不出，偶尔到陈毅寓所串串门。　　

1972年1月6日，陈毅不幸离开人世。噩耗传来，刘伯承精神上遭到巨大打击，沉浸在撕心裂肺的悲痛之中。这时，他已年届80，左眼完全失明。在秘书的搀扶下，他来到医院。人未进门，哭声已经响起。他恨自己双目失明，不能再亲眼看看老友的遗容。他颤巍巍地走近床边，俯下身子，用手一寸一寸地抚摸着陈毅的遗体，从清瘦的面颊到腹部。嘴里一遍遍地呼唤：“陈老总呀，我刘瞎子离不开你这根拐杖呀！”

此情此景令在场的护理人员无不潸然泪涌。就在这时，他更加思念自己的老伙伴邓小平。　　

1973年以后，刘伯承丧失了思维能力。两年后，他又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尽管多年来，刘伯承基本上是在病床上度过的。但邓小平1975年再次面临被打倒时，从北京传出一个政治消息，无翼而飞，不胫而走，迅速传遍全国各个角落：刘伯承说，“我死了之后只要一个人为我主持追悼会，那就是老邓。”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围绕解放邓小平，中国政坛再次传遍了刘伯承的遗嘱。这次是日本学者首先披露，然后流传一时。日本学者竹内实等人撰文说：刘伯承对前来看望自己的华国锋说：“我死后只提一个要求，就是要邓小平主持追悼会，否则决不进八宝山，让我的儿子把我的尸体扔进荒郊野外去算了。”

刘伯承的预言没有落空，人民选择了三起三落的邓小平作为自己的领袖。　　

1986年10月7日，刘伯承终于走完了他94年的人生旅程。7天后，中央在京西万寿路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礼堂前厅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　　

那天，邓小平率全家子孙最先来到灵堂。　　

卓琳与刘帅的夫人汪荣华抱头痛哭。　　

邓朴方摇着轮椅来到刘伯伯面前，给这位自己的老前辈送别。　　

邓小平向刘伯承三鞠躬，然后长久地伫立在遗体前，凝视着，深思着，泪水无声地顺着脸颊流了下来。这是跨越了时空的宣泄，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的酝酿。它是圣洁的祭礼，献给师长和战友。几乎所有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所有的军队高级将领，还有仰慕一代元帅的各界人士都来为刘伯承送行。　　

10月16日，刘伯承的追悼大会在首都人民大会堂举行，3000多人聚集在一起，追思缅怀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军事教育家。追悼大会由他同行近半个世纪共同打下新中国的老搭档邓小平主持。

  
毛泽东讲话时，历来不喜欢别人做笔记，更不喜欢录音。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曾两次批评录音工作，后来被称为“秘密录音”问题。“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四人帮”一伙把所谓
“秘密录音”篡改为骇人听闻的
“秘密窃听”，不仅将这一大罪状强加在杨尚昆头上，还在全国范围内株连了一大批干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秘密窃听”一案得到彻底平反。作为中央办公厅主任、这一事件最主要的当事人杨尚昆，他是怎样评说所谓“秘密录音”问题的呢？
　　“录音不是罪过，而是功劳”
　　杨尚昆说，所谓“秘密录音”，这个问题本来很简单，事情过去了，可以不提了。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把它搞得神秘化了，说是“秘密窃听”，如此骇人听闻，其实只需几句话就可以讲清楚。他说：
　　录音工作的建立是从1954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开始的。录音的目的，开始是为了核对速记，保证会议记录的准确性；后来随着技术的发展，建立了录音档案，录音带成了中央档案的一部分。
　　毛泽东讲话历来不喜欢人家做记录。这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作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事件发生以后，表现得更为明显。但是毛泽东是我们党的领袖，讲话没有记载，留不下个东西，我这个办公厅主任不是失职吗？50年代初，有一次我向毛泽东提出，以后不管开什么会都应该作个记录才好。毛泽东说那你和胡乔木两个记一下吧。我和胡乔木也只是简要地记一些会上决定了的事项。过了些时候，毛泽东在一个小型会议上，看见我和胡乔木在写什么，就把我们手里的小本子要过去看，说你们记这些干什么，以后不要记了。1956年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既未录音也无速记，后来根据几位同志的笔记整理的稿子，毛泽东阅后很不满意。
　　为了汲取这次教训，以后开大会，毛泽东准备讲话时，我就请示他要不要扩音？他说“可以”，我再顺便问是不是也录一下音，他说“可以”，我们才安排扩音、录音。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就是毛泽东亲自指示叶子龙录音的。
　　1958年7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所谓“共同舰队”问题。接见前，毛泽东要我们准备录音。那个时候技术条件很差，公开摆一架录音机，庞然大物，不甚妥当，于是就找来一个微型录音机。这个录音机的受话器外观像一个手表，使用的时候，把这个“手表”戴在翻译赵仲元的手腕上，另有一根线接着揣在他怀里的钢丝录音机。
　　这次谈话时间很长，而那个录音机录一个小时就要更换一次录音钢丝。很快，一小时过去了，但谈话继续进行，录音钢丝无法更换，录音没有成功。毛泽东很不满意，赵仲元因为怀里的录音机发热，烫得肚皮疼，却也只能忍耐着。这是一次“秘密录音”，一次不成功的录音。
　　从1958年11月开始，毛泽东外出时，对毛泽东在外地的一些重要讲话，或同一些地方的负责同志的重要谈话，以及同一些外宾的谈话，也进行了录音（毛泽东同个别同志的谈话没有录过音）。所有录音带和根据录音整理出来的记录稿，都保存在原机要室，一般不外借，个别因工作需要借阅的，须经我批准，如向《毛泽东选集》编委会提供毛泽东讲话的部分录音稿，就是按规定办理报批手续的。
　　1959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我没有参加这次会），会上毛泽东谈到国际关系时，他关照参加会议的同志不要做记录，这时胡乔木说还有录音呢！毛泽东就很生气地说：“谁叫录音的？以后谁再录音就开除谁的党籍！”对毛泽东的批评，我专门召开了厅务会议原原本本地进行了传达。这以后，对会议录音我更谨慎。
　　1960年4月，我陪毛泽东外出巡视，直到6月下旬，上海会议（就是毛泽东作《十年总结》讲话的那次会议）结束后才回到北京。在这次外出期间，毛泽东多次接见外宾，被接见的客人分别来自亚、非、拉美、东欧、西欧，遍及全球；客人的身份从民间团体、社会知名人士到政府首脑和共产党的领袖；接见的地点有时安排在毛泽东临时下榻的地方，有时安排在他乘坐的专列上。这几次谈话都录了音，当然是经毛泽东事先同意的。
　　1961年4月，我正在河北省徐水宣讲《人民公社六十条》，突接龚子荣电话，说毛泽东追查录音问题，要我立即回京。我回到北京以后，才知道毛泽东在长沙准备接见外宾时发现要录音，生了气。我在向小平、彭真同志说明情况的同时，一方面向毛泽东作书面检讨，承担责任，说在录音问题上疏于检查，请求处分；另一方面责成机要室的同志抓紧组织力量，选择最重要的录音尽快转化为文字记录，然后把所有的录音带清点登记销毁。
　　中央书记处在小平同志的主持下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了录音问题，通过了《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中央重要的正式会议，经书记处批准，可以进行记录。此外，党代表大会，中央全会，中央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会议等中央会议；中央领导同志和党内同志的谈话；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外宾的谈话一律不准录音。并要求中央一级政府、军队、人民团体、各部门和各地方各级党、政、军、群组织，均仿照这一规定办理。为了严格执行这一决定，又不能重复《论十大关系》无记录的错误，就决定选调一批青年，培养成速记员，恢复会场速记的办法。徐瑞新、田鹤年、师金城他们几个青年人就是这个时候调来学速记的。直到1965年冬，我被免去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前，大型会议的记录都是用速记的办法完成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秘密录音”就成了我的一大罪状，说我搞“窃听”，是“大特务”。你整我一个人倒也罢了，可是因为是“窃听”，就把徐子荣、王芳等一大批人都牵连进去了，把毛泽东外出巡视时所有到过的省、市公安厅、局长都牵连进去了。这是林彪、江青一伙，为了整人不择手段就是了。当然，首先是毛泽东不喜欢录音。
　　我坚持认为，录音不但不是我的罪过，相反是一大功劳。录音，就是为了保存党的历史文献嘛！遗憾的是，1961年销毁了大批录音带，由于时间紧迫，抢救下来的东西太少了，不知有多少珍贵史料化为灰烬。

  
毛泽东批评的是事先没经他同意的录音

　　中办的一些老同志，围绕“秘密录音”问题，也纷纷发表过意见。
　　他们说，毛泽东也曾明确指示要进行录音。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重要讲话，会前，毛泽东对叶子龙说“今天我的讲话你们要录音”；1958年7月，毛泽东先后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和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毛泽东提出要录音；1960年4月至6月，毛泽东在外出巡视期间多次会见外宾，指示要录音，还叮嘱在发消息时，新闻稿要与录音核对，并需经他本人审阅，做到准确无误。
　　毛泽东第一次批评录音工作，是1959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对录音问题提出批评。为此，杨尚昆郑重地召开了有中办各局、室、馆负责人参加的厅务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批评并进行了自我批评，同时严肃地提出如何改进办公厅工作问题。但是，毛泽东在一些重要场合上的讲话如果不录音，不留下点记录，就是失职。中央办公厅是要对历史负责的。
　　中办机要室认真研究了这个问题后，1960年4月，提出一个明确录音范围的报告，建议：
　　（一）中央大型会议；（二）中央召开的中型会议；（三）中央政治局常委在重要会议上的讲话、报告；（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同地方领导同志的谈话；（五）中央召开的电话会议；（六）兄弟党领导人在我们党的会议上的讲话；（七）其他中央指定需要录音的讲话和报告可以录音。此外，一律不准录音。
　　这个建议本来是好的，但是，杨尚昆出于谨慎，没有接受机要室的意见，还是坚持一事一议，遇有确需录音的情况，杨尚昆都要请示邓小平、彭真，得到他们的同意后，才批准机要室进行录音。
　　毛泽东第二次批评录音工作，是1961年4月，毛泽东在长沙准备接见外宾，汪东兴告诉他，会见客人时准备照相和录音。毛泽东就很不高兴，责问是谁批准录音的。本来，毛泽东外出随行人员名单都需经汪东兴审定，这次带录音员随行也是汪东兴安排的。
　　毛泽东说，这件事马上给总书记打电话，让他查。5月1日，根据汪东兴的通知，机要室副主任康一民、机要室会议科科长赖奎乘专机去上海（当时毛泽东已由长沙到上海）汇报情况，但是，汪东兴却不让他们和毛泽东见面，说主席委托我同你们谈，谈的情况搞个记录送给主席看就行了。最后，汪东兴说，主席叫我们照个相，留作证据，就让卫士长沈同在一张纸上写了“违反指示，非法录音”8个大字，压在录音机底下作为背景，请摄影员吕厚民照了四张相，一张是汪东兴、徐业夫（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康一民、赖奎、刘吉顺五人合影，一张是康、赖、刘三人合影，一张是刘吉顺的单人照，还有一张是录音机的照片。照相以后，康、赖就回北京了。机要室负责人叶子龙、康一民、吴振英顾全大局，承担责任，向中央写了检讨报告，报告没有涉及汪东兴，叶、康、吴三人受了党纪处分。
　　现在看得很清楚，毛泽东不喜欢录音，但也不能完全否定录音。他两次批评录音工作，是批评事先没有报告经他同意的录音，并非批评一般的“秘密录音”。
　　艰难的平反之路
　　“文革”开始后，录音问题被林彪、江青一伙用作整人的武器，重提“秘密录音”问题并升级为“秘密窃听”。1966年5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在这份文件中，关于杨尚昆的主要“错误”第一条就是“他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装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的讲话，盗窃党的机密”。很清楚，这是林彪、江青一伙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对杨尚昆的诬陷。
　　录音是机要室业务范围的一项正常工作，所有录音带事后都要整理成文字材料，形成一个正式文种名为《记录稿》。《记录稿》编号存档备查，很多中央领导同志，都调阅过《记录稿》，这是有登记可查的。中央办公厅主任一职本来就是掌管党的全部机密的岗位，按照规定杨尚昆要阅看党的全部机密文件，以了解全面情况。所谓窃听、窃密，纯属无稽之谈。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当时的中央办公厅领导人煞有介事地派人在中央领导人的住地和中南海内各办公室、会议室普遍搜查所谓窃听设备，当然一无所获，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还将机要室进行录音工作所使用的录音机、受话器、电线等拍成照片，作为“秘密录音”的“罪证”装进了叶子龙、康一民、吴振英三人的档案。但他们却隐瞒了1961年毛泽东严厉批评录音工作时，汪东兴等五人和录音机的四张照片。
　　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受“窃听”一案株连的，范围之广，人数之多，难以准确统计。不仅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干部和机要室的许多同志被诬陷，而且还株连了中央和地方的一些单位的负责人，如徐子荣、王诤、林海云、李伍、黄赤波、任兆祥、王芳、吕展、郭向民、谢滋群、朱汉雄、苏汉华、狄飞、丁兆甲等许多同志。但是他们经过十多年的所谓审查，根本没有查出“窃听”、“秘密录音”、“盗窃党的机密”、“为政变阴谋搞情报”等事实根据，而许多好同志却因此蒙受了不白之冤。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因“窃听”一案受到株连的同志全部得到平反，杨尚昆也恢复工作，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但是，1978年11月25日，当时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仍然坚持说“杨尚昆同志不顾毛主席的指示和批评，在私录毛主席谈话的问题上犯有错误”。因此，对“秘密录音”问题，有必要再认认真真地复查一次，以彻底澄清事实真相。
　　经过一年多艰苦、细致的工作，终于澄清了事实，调查结果认为：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事求是地审查并纠正了对杨尚昆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但有些问题尚未彻底澄清。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文革”中给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等同志所加的各种罪名，进行了认真的复查。事实证明，“文革”中强加给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等同志的一切罪名，包括所谓“私录毛主席谈话”全属不实之词。
　　1980年10月23日，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为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等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至此，“秘密录音”问题真相大白。“文革”开始时，杨尚昆首当其冲，第一个被整，“文革”结束后还受到了质疑，最后才得以彻底平反。
　　摘自《百年潮》2008年第4期 苏维民 文

中共中央一支笔、政治秘书——胡乔木

  
胡乔木，1912年出生于江苏盐城，原名胡鼎新，笔名乔木，北乔。胡乔木由于其深厚的理论功底和文字修养为毛泽东所重视，他以渊博的学识、深邃的思想和优美的文辞获得了党内外享有盛名的学者和章辞家的称号。胡乔木于1941年担任了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并成为中央重要的笔杆子，他先后协助编选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等重要党史材料，并参与起草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文件。

1945年8月胡乔木随同毛泽东来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就在此时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他的同乡、同学乔冠华此时也在重庆，老友相见甚欢，此时的乔冠华也是个笔杆子，发表文章也使用“乔木”作笔名，而胡乔木当时也正使用这个名字，两个“乔木”聚集在一起，他们发文章时叫人搞不清到底是哪一个“乔木”。
乔冠华曾经到德国土宾根大学哲学系进修，获得了博士学位，回国后在《时事晚报》工作，撰写时事评论，就是此时他给自己起了笔名——乔木，当时他并不知道老同学胡鼎新进入延安并且也取名字叫“乔木”，好在一个“乔木”在香港，一个“乔木”在延安，距离遥远，倒也不相干，不过也曾闹过小小的笑话：正在白区工作的胡乔木的妹妹方铭，看到香港报纸刊登“乔木”文章，便以为哥哥在香港，并且还给哥哥写了信寄过去，但是这封信竟送到了乔冠华的手中！
这么一来人们渐渐发现有两个“乔木”，于是称延安这个为“北乔”，称重庆那个为“南乔”，而眼下两个乔木竟然相聚在一起这就“麻烦”了，有人要他们其中一个更改名字，但是两个人都喜欢“乔木”这个名字，都不愿改动：“南乔”以为，他本姓乔，用“乔木”笔名，顺理成章；而“北乔”呢，他连妻子的名字谷羽都出自同一典故，怎能再改用原名胡鼎新呢？于是便有了毛泽东为“二乔”断名这一趣闻。那天大家在毛泽东那里谈起了“南乔”和“北乔”的事，一致请毛泽东作出评判，经毛泽东一问后知道，是胡乔木先用“乔木”这个名字，而“南乔”乔冠华真姓姓乔，“北乔”的真姓姓胡，于是毛泽东提出一个建议，“北乔”在名字之前加个“胡”字，南乔则仍用乔木原名，从此两乔之间便有了区别，而“胡乔木”的大名也随着时局的发展而为全国人民所熟知

  
建国后胡乔木曾担任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社社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以及新华通讯社社长等职，参与编辑了《毛泽东选集》，正是由于他的这些丰富经验和编写经历使他对中共党史达到了烂熟于胸的地步。1951年6月，胡乔木起草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毛泽东指示以胡乔木的名义发表，这由此而成为胡乔木的代表作。
  
1956年的一天，刚刚从起草中共八大文件的忙碌中透过一口气来的胡乔木又陷入新的忙碌之中，毛泽东给他一个重大的任务：写一篇批驳赫鲁晓夫的大文章！事情源于苏共二十大中苏两党的分歧，胡乔木奉命起草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该文发表以后一时间内震撼国内外，毛泽东不止一次地称赞过“再论”，这再次显示出胡乔木深厚的理论功底，这篇文章也成为胡乔木一生笔耕的巅峰之作。这时的他，不仅仅是“中共中央一支笔”，他已经是“中共中央大手笔”了。
毛泽东曾说胡乔木是“一介书生”，这话倒颇为合适，虽说胡乔木高官多年，但是他依然书生意气，书生作风。
  
“文革”期间，胡乔木怀着深深的失落感离开了中南海并多次受到批斗。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胡乔木随着邓小平的复出而复出，并为拨乱反正纠正“左”倾错误而努力。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他为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努力，之后又积极推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发起、编写工作。他以高度的责任感对正确评价毛泽东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付出了巨大心血，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总管家、日常秘书——田家英

  
  
田家英1922年生，原名曾正昌，四川成都人。
  
田家英于1937年到达延安，次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在陕北公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央宣传部工作。他于1948年10月经胡乔木介绍，来到毛泽东身边担任了毛泽东的秘书。在此之前田家英曾经担任过毛岸英的老师，那时毛岸英刚刚回国，由于长期待在苏联，毛岸英的汉语讲不好，毛泽东打算请一位老师来教毛岸英历史、语文，而此时的田家英由于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从侯方域说起》一文，毛泽东读后颇为赞赏，虽说那只是一篇千余字的杂文，但是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的文史功底和敏锐的思想。对毛泽东来说，文笔如此老辣深沉而作者竟然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他颇为感慨，这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那以后毛泽东便注意起田家英这个“少壮派”了。当毛岸英需要一位老师时，毛泽东就想起了田家英——田家英熟悉文史，年纪和毛岸英差不多，请他当老师教历史、语文，再合适不过了，就这样田家英开始当起毛岸英的老师来。

  
自从担任毛岸英的老师之后，田家英和毛泽东的交往也就多了起来。那时由于正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毛泽东的工作变得异常繁忙，秘书工作加重了，需要增加新秘书，这时在陈伯达、胡乔木的推荐下，田家英开始担任起了毛泽东的秘书。
田家英为人忠厚老实、细致干练，深得毛泽东的信赖、倚重，毛泽东的存折、稿费、印章都交给他，这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对他的信任。
  
作为毛泽东的日常秘书，田家英把主要的精力与才华都用于协助毛泽东的工作。他事无巨细，凡是毛泽东需要他做的他都尽力做好，从起草文件、下乡调查、处理信访直至保管存折，可以称得上是大管家。他对毛泽东极为敬重，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他更是深受毛泽东的熏陶与感染，田家英和毛泽东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这使他们成为了忘年之交。
  
毛泽东与田家英的诗交较深，他除了欣赏田家英的文采之外还看中他的古文诗词的扎实功底，田家英有看书过目不忘的本领，他能背诵许多像贾谊《过秦论》这样长篇的文章，对他来说，背诵古诗更是他茶余饭后的一个消遣。毛泽东有深夜工作的习惯，为此，田家英也保持着与毛泽东同步工作的习惯。1961年11月16日清晨，忙碌一夜的田家英刚刚宽衣解带，就连续接到机要员送来的毛泽东三封内容相同的信，都是让他查找“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这两句诗的出处，田家英知道毛泽东将有新作问世，凭着他对古诗词的深厚功底，没费多大功夫就找到了诗的出处，那是明代高启的《梅花》九诗之一，是婉约派的诗词。毛泽东自己的诗风豪迈雄健，但是他对抒情味浓、艺术性高的婉约派诗词也不排斥，在这些诗的触发下，毛泽东直抒自己的宽广胸怀，写出了很多好诗，其中不乏千古绝唱的革命之诗。
  
但是由于毛泽东晚年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在思想上，田家英和毛泽东产生了分歧。田家英向来敬重毛泽东，把他视为导师、父辈，正是因为他对毛泽东的爱之切，才对一些倾向忧心如焚，正是由于他不会“见机而作”，使他成为江青和陈伯达的眼中钉，进而他被安上了“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罪名。
  
那是1965年的寒冬，毛泽东再次来到杭州。该年12月他在杭州召集五位“秀才”：陈伯达、田家英、胡绳、艾思奇、关锋召开会议，要他们每人为一本马列经典著作写序，由于那天毛泽东的情绪非常好，便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所聊的内容大大超过了写序的范围。毛泽东谈着谈着忽然又转移了话题，针对1965年11月的《文汇报》所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12月8日的《红旗》杂志所载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毛泽东说了一段评论式的话，在他谈话刚一结束，陈伯达就把这事告诉了江青，于是原本只作为毛泽东随口而说的话却要整理出谈话纪要，于是这一任务便落在了田家英的身上。田家英看过纪要后，删去了毛泽东关于姚文元和戚本禹的那段评论式的话，此时的田家英完全是出于正气、正义而删的，不料他的这一举动却触怒了江青一伙，于是他们给田家英安了一个在当时足以置之于死地的罪名“篡改毛主席著作”。
  
田家英毕竟是一介书生，毛泽东和田家英在闲谈中曾戏言在田死后应立一墓碑，上书“读书人之墓”。田家英继承了读书人的好传统——好学敏思、忧国忧民、洁身自爱、不睦名利、以天下为任，以苍生为念，正是这种优秀的传统铸就了他新一代读书人的性格，即便革命成功身居高位也不曾异化为官僚政客，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样，使他无法防御那些玩弄权术的小人，最终成为他们的牺牲品。
  
1966年5月，被逐出中南海的命令给田家英以沉重的打击，在他蒙受陷害时他以死相抗，他离世之际不过44岁。1980年，田家英的冤案得以平反昭雪。

长期追随的人、机要秘书——叶子龙

  
  
叶子龙，原名叶良和、叶佐臣，1916年12月29日生于湖南省浏阳县(今浏阳市)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少年时代就接受进步思想，追求革命真理。叶子龙1930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年仅19岁的他就来到毛主席身边工作。从那时起一直到1962年，叶子龙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时间长达27年。作为长期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工作的人，几十年春风秋雨，叶子龙一直跟随毛泽东南征北战，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陪同毛泽东两次访问苏联，护送毛泽东进京，从延安的枣园，河北的西柏坡，到北京的丰泽园，这期间凡是毛泽东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也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和身影，他忠厚诚挚的品格，积极认真的工作态度，多次得到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和称赞。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冒着很多常人所无法想象的风险，同时也要有异乎寻常的勇气。叶子龙在担任毛泽东机要秘书时也曾被人诬陷过，这就是所谓的“窃听器事件”。
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作为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叶子龙有个深切的体会，那就是毛泽东的一言一行都有着强烈的目的性，从不做无用的事，不说无关痛痒的话，所以对他说过的话要格外的留心。进城以后，叶子龙总想尽量地把毛泽东的话一字不漏地记下来，为此叶子龙想过很多的办法，其中之一就是采用录音的方法。录音作为现代化记录的手段，对于记录、整理、保存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实践证明效果也很好。早在延安时，为了准确记录领导人的讲话，我们培养了一大批速记人员，直到解放后速记仍是记录领导讲话的重要手段，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机要室的工作越来越不能适应工作的需要了。1956年以前，机要室作为中央的核心秘书部门却没有记录人员，更没有现代化的录音设备，为此，叶子龙几次与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谈这个问题并请示周恩来筹划录音工作。从1956年下半年开始机要室便陆续购买了录音设备，培训了专门的录音人员，不料这在“文化大革命”中却被一些别有用心之人诬陷成所谓的“窃听器事件”，说成是在毛主席身边“搞特务活动"，是“为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搞情报”，在这所谓“秘密录音”一案中，不仅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干部和机要室的许多同志被迫害，而且还株连了中央和地方单位的一些负责人，使许多好同志蒙受了不白之冤，叶子龙也受到株连。
  
叶子龙把毛泽东看成自己的良师益友，是毛泽东把他从一个年轻的红军战士培养成为一名党的干部，同时叶子龙也从毛泽东那里获得了多方面的精神财富，到1962年5月，叶子龙调任北京市委工业部副部长。他告别了毛泽东，离开了中南海就再也没有回去。叶子龙1982年11月任中共北京市顾问委员会副主任；1983年1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咨询委员会委员；1983年7月任国家安全部咨询委员会委员；1992年6月离职休养。2003年3月叶子龙在北京逝世。

野心家、政治秘书——陈伯达

  
  
在毛泽东众多秘书当中，陈伯达是担任秘书时间最长的一个，前后共达31年。
  
陈伯达1904年生，福建惠安人，原名陈尚友，早年就读于上海劳动大学，后去苏联学习，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到达延安。初来延安的那些日子他的心情不是那么顺畅，一直在低谷中徘徊。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陈伯达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那是在延安一次座谈会上讨论孙中山思想，会上对孙中山思想的阶级性发生了争论。一种意见说，孙中山的思想属于小资产阶级；另一种意见认为孙中山的思想属于民族资产阶级，争论颇为激烈。就在这个时候陈伯达开始展示他的本领了，由于他说话口音太重，所以他发言时尽量把语速放慢，以便让大家都听懂。陈伯达采用了对立的双方加以统一的方法讨论孙中山思想而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他说：“我认为，孙中山的思想有两个两重性——既包括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两重性，又包括民族资产阶级思想的两重性……”，毛泽东称赞“很恰当地分析了孙中山思想的阶级属性问题”，会后毛泽东还专门把陈伯达留下来了解了一下他的情况，随后毛泽东又邀他参加接待外宾的宴会。当他得知陈伯达通晓古代哲学，而他正巧也对中国古代哲学饶有兴趣时，他们之间便有了共同的话题，越谈越投机，竟把美国客人搁在一边……这一天成了陈伯达一生的转折点，从此他成为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成了毛泽东的秘书后，毛泽东让他超脱于一般秘书事务，主要从事政治理论研究工作。
  
陈伯达号称“理论家”、“中共一支笔”，他手中的笔一直在写文章：民主革命时期，他写下了《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四大家族》、《评〈中国之命运〉》等，解放后他又写下了《论毛泽东思想》、《斯大林和中国革命》，参与起草了“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二十三条”、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等。在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打败蒋介石、建设新中国的胜利大进军中，陈伯达在毛泽东的统率下也曾经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做出过一些贡献。

一个人的人品如何往往会通过一些具体的小事表现出来，陈伯达也不例外。他曾随毛泽东出访过苏联，就是在出访莫斯科的日子里，他的那种爱出风头、争强好胜的鄙处暴露无疑。
  
那是在一次与斯大林会谈的时候，毛泽东谈起了蒋介石，这时斯大林忽然对着陈伯达说话了：“哦，我读过陈伯达同志的《人民公敌蒋介石》。”陈伯达本来一直坐在一旁静静地听着，当他在听到斯大林提及他的著作时非常高兴，整个人马上变得兴奋起来，还未等翻译把话说完，懂俄语的陈伯达已经放声笑了。
  
斯大林把注意力从毛泽东转向陈伯达，斯大林甚至举起了酒杯走到陈伯达面前：“为中国的历史学家、哲学家陈伯达同志干杯！”陈伯达也举起酒杯回敬道：“为全世界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哲学家斯大林同志干杯！”这时的陈伯达已经忘乎所以，为自己在最高级会谈尚能这么大出风头而兴高采烈，这明显违背了基本的党际交往规则，因此事后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批评。
  
陈伯达善于见风使舵，察言观色，在“文革”中红极一时，成为中共“第四号人物”，是中共九届政治局五位常委之一，同时又是臭名昭著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组长，“文革”初他曾经是江青的亲密伙伴，后来又倒向林彪，成为林彪的“军师”，堕落成为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之一，犯下了严重的罪行，成为历史的罪人。

夫人、生活秘书——江青

  
江青，1913年生，山东诸城人。她与毛泽东结婚后，名义上是中央军委办公室秘书，实际上就是照料毛泽东的生活，当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在婚后刚开始的一段时间内，她还扮演着“贤妻”的角色，但是江青本质上是一位颇具野心、不安分的女人，在她地位巩固以后，她便渐渐得意起来，她利用其“第一夫人”的身份，充分发挥其以前的文化专长，开始干预起政治来。她出任“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批判电影《武训传》使她终于得以崭露头角，这令她颇为得意，从此江青便开始越出她应有的职权，步入了政坛。
  
195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时，正式决定任命江青为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在提名江青时，毛泽东曾表示反对，说江青不行，常委们经过讨论，认为毛泽东的生活秘书还是由江青担任比较合适、方便，就这样江青有了一项正式任命，即毛泽东的生活秘书，此外她还有两项任务即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文化部电影局顾问，她就利用这些原本不应属于她的政治职位与地位紧紧盯住局势的发展，不放过任何一个有利用价值的机会。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更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个人野心急剧膨胀。此时的江青不仅仅满足于只有国内知名度，她还想要有国际知名度。她深知记者、作家手中笔的影响力，她更知道“无冕皇帝”的威力，她寻觅着自己的“斯诺”，她希望她也有一本在西方广为传播的传记，最初她找到了英籍女作家韩素音，可在韩素音那里碰了一鼻子灰，但江青仍不放弃，继续寻觅着自己的“斯诺”。恰恰这个时候维克特出现了：维克特来中国的目的是为了了解中国近代妇女运动，但是所获无几，正为难以出研究成果而发愁之际，江青的热烈握手表明了写作江青传记这一新课题远比研究中国现代妇女运动更容易获得成功。既然一个愿谈，一个愿写，两人一拍即合，这样写一本书的意念已经明确，于是开始长谈。两人的谈话前后共达七次，十六个小时并记录整理成文稿，虽然由于毛泽东等人的阻止使文稿未落入维克特之手，但是维克特根据自己的笔记还是写出了关于江青的传记，书名为《ComradeChiangChing》，后来被译为《红都女皇》，书的封面上印着江青在延安所摄的披着军大衣的侧面照片，书前印着江青赠给维克特的一首诗。《红都女皇》一书的出版在国内外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多行不义必自毙，江青在“文革”期间倒行逆施，引起了毛泽东的强烈不满。毛泽东多次对她进行严厉批评，并警告她和张春桥等人不要结成“四人帮”。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后，江青等人更是加紧了篡党夺权的脚步，但邪恶终究战胜不了正义，江青最终还是受到了人民的惩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毛泽东有没有一个临终遗嘱？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谜。在毛泽东死后，华国锋曾说，毛泽东曾给了他三张纸条：“照过去方针办”、“不要着急，慢慢来”、“你办事，我放心。”江青则说毛泽东的遗嘱是：有问题，找江青。

华国锋：你办事，我放心

                              
上世纪七十年代，毛泽东会见华国锋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华国锋上台当主席后，官方公布了一个“你办事，我放心”的纸条，说是毛泽东指定华国锋接班的“临终嘱托”。但很多人认为，“你办事，我放心”纸条，从逻辑上讲，不会是毛泽东的临终遗嘱。
那华国锋又从哪里得来这张纸条的呢？原来，1976年4月7日，华国锋开始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4月30日，毛泽东最后一批公开露面接待外国宾客。就在这天，华国锋在陪毛泽东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的会后，向毛泽东汇报一些工作情况，当时，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也在场。
由于当时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已经恶化，导致他口齿不清，在谈到政治局会议中的扯皮和不顺利时，毛泽东当时写下了两张条子，“照过去方针办”，“不要着急，慢慢来”。
在谈到批邓（邓小平）的情况时，毛泽东用颤抖的手写下了歪歪扭扭的几个字：“你办事，我放心。”因此，这个字条就成了华国锋作为接班人的铁证而在各级党政机关广泛发散。
“你办事，我放心”的指令成为华国锋的“尚方宝剑”，在当时并没有提出异议。但据毛泽东的秘书章含之在她的回忆录记载，华国锋在会后即把前两条指示在政治局上出示了，对第三张字条却秘而不宣，但在第二天把第三张字条“你办事，我放心”的前因后果告诉了乔冠华（时任外交部长，章含之之夫）。章含之后半部分的真假现在无法查知，但“你办事，我放心”的纸条是毛泽东逝世后冒出来的倒是事实。
据现有资料显示，在1976年毛泽东的谈话纪录人主要是张玉凤，汪东兴和毛远新（毛泽东的侄子）三人，而其中最重要的纪录人无疑就是张玉凤。
据张玉凤回忆，汪东兴（毛泽东的中央警卫负责人）还曾为这张字条专门找过她，要她证明此字条的真实性。
张玉凤回忆说，从1976年4月10日以后，毛泽东就没有用笔写过字，“对这张字条，我没听到，我也没有记忆，那是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后，来向我‘核实’的汪东兴要我认真回忆，说：这是政治大问题，对我是一次政治立场的考验。”

    
田家英，一度是毛泽东最喜爱、最器重的秘书。然而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田家英选择了一条自杀的绝路。由深得领袖赏识到被迫自杀，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当年毛泽东最喜爱的秘书田家英
    
１９４２年１月８日，田家英在《解放日报》发表的杂文《从侯方域说起》受到毛泽东的好评，毛泽东还专门找田家英谈了话。１９４８年，经过胡乔木的推荐，田家英到毛泽东身边当秘书，直到他１９６６年死难为止，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１８年。
    
从骨子里说，田家英是一个书生气很足的人。他给毛泽东当秘书多年，对于国家和党内的核心机密，所知甚多，他却没有能够从中悟出政坛上的进退荣辱之道，没有在风云起伏中变得应对自如，立足于不败之地。相反，他的正直，他的刚烈，他的鲜明爱憎，使他一再地受到指责，终于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次冲击波中自杀。
    
田家英的工作，得到毛泽东的称赞，是多方面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要致开幕词。陈伯达给毛泽东准备了一个讲稿，毛泽东没有采用，嫌其文字太长离题太远。开会日期很近了，毛泽东要田家英起草一个讲话稿，田家英用了一个通宵写出来，毛泽东首肯以后，又经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修改审定。毛泽东的开幕词有一句话：“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后来流传很广，影响很好，就是出自田家英的手笔。会议休息的时候，一些代表走到毛泽东面前，称赞这个开幕词简短有力，鼓舞人心，写得好。毛泽东也很赞赏地说：“这不是我写的，是一个少壮派，此人叫田家英，是我的秘书。”这样，幕后的英雄，被毛泽东推上了前台。
    
上世纪６０年代初，田家英向毛泽东建议说，许多农村工作干部，不会做工作，应该起草一个农村工作条例。毛泽东接受了田家英的建议。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田家英参加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村工作“六十条”，对纠正大跃进运动以来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产生了积极作用，毛泽东高兴地说：“‘六十条’的发明权在田家英。”此外，田家英在处理群众来信上，在深入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上，都作出了很好的成绩。毛泽东对他评价很高。１９５８年，中共中央号召干部下放，有的省委书记要求毛泽东把田家英下放到他们那里去。毛泽东不答应，他说，“我是主张干部下放的，但是田家英不能下放。在这个问题上，我是言行不一。”
    
裂痕产生
    
田家英崇敬毛泽东，但是，他的头脑比较清醒，没有陷入那种盲目崇拜和造神运动当中去。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比较深刻地了解毛泽东，对其长处和缺点都容易看得清。从上世纪５０年代后期，他对毛泽东的方针有所怀疑，对毛泽东的为人也有所批评。在庐山会议前期，田家英和胡乔木、李锐等人一道，是支持会议的反“左”基调的，对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等人的言行，表示了明确的支持。在庐山田家英还说，他离开中南海的时候，准备向毛泽东提３条意见：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这些话，经过历史的验证，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后来，庐山会议风向大转，彭德怀受到不公正的批判，田家英也被揭发出有“右倾”倾向和一些言行，受到冲击，毛泽东出面保护了他，使他安全过关。但是，思想上的裂痕，却从此产生了。
    
田家英多次深入基层，作调查研究，但是他实事求是，在某些时候，他从现实调查中得出的结论，与毛泽东的看法有分歧，他也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肯随声附和。
    
比如说开完七千人大会以后，田家英奉毛泽东指示到湖南的几个地方去作农村工作调查。毛泽东本意是要修改“六十条”。田家英却发现，农村中要求实行包产到户的呼声很高，很迫切。回到北京以后，田家英向刘少奇汇报了上述情况，认为实行包产到户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刘少奇表示赞同，并且委托田家英向毛泽东报告此事。毛泽东明确表示不同意实行包产到户。但是，从实际调查中得出自己的认识的田家英，不肯屈从毛泽东的意见。他在刘少奇、邓小平的指示下，给中共中央起草了《恢复农业生产的十大政策》，提出要继续放宽政策，不搞“一刀切”。结果，毛泽东严厉批评田家英说，回到北京以后不去修改“六十条”，却去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几次点名批评田家英。毛泽东把“单干风”看做是修正主义路线的重要表现，在原则问题上，他对于田家英毫不留情，刘少奇则在会上替他说了一些话，使气氛得到缓和。田家英向毛泽东作了检查，但是，和在庐山会议上一样，他只检查自己的“错误”，不涉及他人，不推卸责任。
    
失去信任
    
１９６３年５月，毛泽东主持起草制订《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即“前十条”，没有找田家英参加。
    
同年９月，刘少奇主持起草《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决定》（“后十条”草案），田家英却应刘少奇的要求参与其事。两个文件之间的差异，也是两个主席之间的差异，田家英离毛泽东的思路越来越远。田家英的书生气，田家英的正直，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评价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江青向毛泽东提出，吴晗的《海瑞罢官》有问题，要进行批判的时候，毛泽东要田家英读一下《海瑞罢官》剧本，并且提出自己的意见。田家英看过剧本以后，他没有附和江青的说法，而是向毛泽东报告说，看不出《海瑞罢官》有什么阴谋。
    
１９６５年秋天，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以后，１２月２１日，毛泽东在杭州与陈伯达、田家英、胡绳、关锋等人谈话。毛泽东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打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１９５９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此语一出，四座皆惊。一向善于见风使舵的陈伯达，急忙讨好江青，把毛泽东关于“要害”的论断转告江青。田家英在整理和订正毛泽东杭州谈话的时候，却有意删除了这一段论述，以保护吴晗和彭德怀。这件事被江青、陈伯达抓住不放，给田家英定了一条“篡改毛泽东著作”的罪名，横加迫害。田家英因为《海瑞罢官》的问题得罪了江青，这位刚直不阿的“书生”，又因为对“顶峰”论、“最高最活”论的批驳而惹恼了林彪。这是１９６５年６月２９日的事情。罗瑞卿召集有关人员，讨论为总政治部编印的《毛主席语录》所起草的再版前言。前言中写入了林彪“发明”的毛泽东思想“最高最活”，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的提法。罗瑞卿对于这些提法都是有看法的，为了慎重起见，罗瑞卿当场打电话给具有很高理论水平的田家英，询问这些提法对不对。田家英明确地回答说，最高最活的说法不确切，不好理解，也不好翻译。最高，那么今后再不能高了？既然有最高，是不是还有次高啊？最活，是不是还有次活？既然讲活，就会有死，难道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都是死的？说是顶峰，也不科学，到了顶峰，难道以后不能再发展了？田家英的这些话，在罗瑞卿被批判时又被揭露出来，田家英反对毛泽东的“罪行”，也增加了新的内容。
陈伯达的政治野心，随着他在党内地位的上升而日益膨胀。他常常向田家英询问，毛泽东在读什么书，讲了什么话，刺探风向。田家英对陈伯达的这一套很反感，公开地表示对这种行为的鄙视。还有，陈伯达和田家英分别担任中央政治研究室的主任和副主任，陈伯达对研究室的工作却经常撒手不管，田家英把工作领导起来，陈伯达却污蔑田家英越权，田家英不能忍受这种污蔑，与陈伯达当面对证，这使陈伯达对他的仇视更加深了。
    
这些因素加在一起，田家英的命运就被决定了。
    
悲愤自杀
    
在１９６６年５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在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时候，田家英也被划入批判对象，被停职反省。５月２２日下午３点，在中南海的住所，安子文对田家英宣布了中央决定：第一，中央认为你和杨尚昆的关系不正常，杨尚昆已经被认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你要就此作检查；第二，中央认为你一贯右倾，现在我代表中央宣布，你立即停职反省，交清你保管的全部文件，明天搬出中南海，秘书室工作交给戚本禹负责。
    
当天晚上，在中央办公厅的干部会议上，批判田家英的时候，他又被加上一条“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罪名，这一关，无论如何是过不去了！
    
这一天晚上，开完会，已经很晚，田家英连夜清理文件。满腔悲愤的田家英对妻子董边说，“我的问题是江青、陈伯达陷害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坏人会有什么好下场！”正在这时，急促的电话铃声在深夜里刺耳地响了起来。田家英拿起电话，说了几句话，是戚本禹傲慢地要他办理工作移交手续。戚本禹本来在田家英的领导下，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做过信访工作，因为一篇调查报告受到毛泽东的注意。现在，趾高气扬的戚本禹，要来接替田家英的工作，好不得意！田家英盛怒之下，没有等他说完话，就把电话摔了，“他算个什么东西，他早就是江青的走卒，要我去签字，我偏不去签字！”
     ５月２３日上午，田家英在中南海内自杀身亡。他的临终遗言是：“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

地光和地声出现的时候，距唐山地震还有６小时，这是极其宝贵的３６０分钟！这意味着，如果有人告诉我们，或者我们自己知道这是地震宏观异常现象，就可以从容地走向安全地带。我们的行动时间，尽管要迟于黄鼬和老鼠那样的小精灵，甚至比蠢猪还要略晚一些，但还是来得及逃生。

是否可以这样说，当我们还在抱怨地震科学家没有找到“必震信号”的时候，人类就不得不接受大自然一次又一次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的惩罚。这是人类的悲哀。如果说人类寻觅大地震的“必震信号”还遥遥无期，那么，对于大自然发出的地光和地声这最后一个“必震信号”，就切不可束之高阁了。既然老百姓都能懂，就叫老百姓都知道。

唐山地震那年是丙辰年，那天是阴历七月初一。跟无数个初一没啥两样，那夜只有一线月亮，不一样的是，这个初一却使人感到泛泛发光。唐山地震幸存者讲述的地光，大都以白色和红色为主色调，但也有看见的是“紫白色”或“藕荷色”的光。尽管光的颜色各异，有一点却是异口同声的，地光格外刺眼，不常见，就连男人也会感到恐怖！

沉睡的子夜不再平静，有明显的风的声音，却没有沙粒打在脸上。地光骤然泛起，大约持续十几分钟消逝，大地归于死寂和黑暗，过二三十分钟，漆黑的夜蓦地又亮了。在一阵一阵泛泛的地光中，偶尔会有三两个火球腾空而起，几团发亮的蘑菇云缓缓升向夜空。随着大地震一分一秒地临近，地光伴着地声越来越密集，也越来越恐怖。大地震爆发前１０分钟，地光达到了高潮，像是大自然在举行一种撼人心魄的告别仪式！

仓皇逃生

唐山地震遇难者超过２４．２万人，直接死于地震的有多少？人的生命力是极其顽强的，被击中要害才能立时死去，但这种几率太小了！唐山地震爆发于凌晨３点４２分，大多数人正处于深度睡眠的时段，数以百万计的人在睡梦中被骤然推向绝地。

无法忘却的血腥一刻。大地上下猛颠几下，跟着就是左右摇撼。在一阵阵藕荷色的 人的地光中，大多数人睁眼见到的是房子正在坍塌、楼板正在坠落。他们在恐惧、无知、迷茫之中束手无策，仓皇逃生往往是出于人的本能。但是，几乎在瞬间建筑物的门窗已经变形，拉不开推不动，门窗就成了不可逾越的逃生障碍。

而门前窗下正是险地！

国务院国发（１９７４年）６９号文件，尽管传达到一定的范围，但平民有的还是知道了。笔者的姐姐回家说可能要有大地震。我家住唐山市中心，楼房一层，于是在楼外窗台下扣了口大缸预备逃生。在地声震耳欲聋之际，大地尚未晃动的瞬间，妈妈第一个站到了窗台上，可老人家并没有跳出去，１４岁的外甥还在床上酣睡！几秒钟的时间，妈妈从窗台蹦回床上拽她外甥，巨大的地震波轰鸣着将妈妈摔倒在床上，想动也动不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楼顶预制楼板开裂、变形……楼房轰轰隆隆地坍塌下来。大地停止疯狂的时候，妈妈和外甥出了危楼惊呆了：整个大楼一塌到底，窗台下是无法计数的尸体！解放军官兵清挖死尸，翻斗车夜以继日地把死尸运到郊外，尸臭弥漫了整个唐山。唐山人清楚地看见了，成千上万具尸体在门窗下挣扎的惨状……

唐山恨

无论是作家还是记者，我的朋友们似乎都有这样的感受，采访唐山地震幸存者很难。为什么？唐山地震死亡超过２４．２万人，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死亡！而亲人的死亡往往跟我们幸存者的无知有直接关系。唐山人不忍说、不愿说、没法说！亲人跟我们说笑着睡去了，我们活了他们却死了，这是人世间多么残忍的事。

人生的残酷在于记忆。

我有个很要好的朋友，请原谅我不写出他的名字，他早已再婚了。他住的楼房三层一坍到底，预制楼板横七竖八，各家的活人和死人都混了。他出来就在废墟上喊，喊媳妇儿，也喊两个孩子的名字。他听不见回音就寻思她们娘仨都死了。那阵扒人的队伍越来越大，他不能一个大老爷们儿就这么干呆着，就跟着救人。七二八下午扒完了活的该扒死的了，就有人帮他一块扒妻儿的尸体。先扒出了他媳妇儿，媳妇儿指甲盖都掉了身子竟还热着！他傻了，又拼命扒孩子，两个孩子的小手挠得血糊糊的，小身体也热着……

有帮忙的想把娘仨捆上，他说她们没死，就三两脚把人都踢跑了。帮忙的就远远地看着。他把棉被平铺在地上，把媳妇儿放平胳膊平着伸开，两个孩子一边一个枕在上头。下雨了，他给娘仨罩上塑料布。雨停了就掀开……就盼着娘仨缓过来！

惨烈的大地震，造成了阴阳界巨大的误会。数以十万计的遇难者，不知有多少在咽最后一口气前怨恨过亲人。遇难的父老兄弟姐妹，你们在废墟里听上头的声音清楚，上头听你们的声音却相当难；我们误以为你们死了……有的人，在上头喊一阵听不到回音，而扒出的亲人却是活的。有的人已经断气了，做做人工呼吸，缓一会儿生命还会继续。人跟动物一样，被击中要害才能立时死去。这种现象毕竟太少了！你们本来没有被砸死，却活活地憋死了……你们在废墟里绝望地挣扎，我们用铁棍捅几个窟窿，输一点点氧气你们也不会死。

我们那时不懂。

三岁女孩在已逝父母身体下坚持40多小时后获救危难关头，令人肃然起敬的父母以自己的生命换取了孩子的平安

都江堰一位得知孩子噩耗的家长悲痛欲绝

困在废墟中的学生

一名遇难者的手臂露在房屋残骸中

摆放在都江堰市向峨乡中学的学生遗体！这些都是孩子……

兄弟姐妹，一路走好……

5月14日，张关蓉在擦拭丈夫谭千秋的遗体。 　　受汶川地震影响，四川省德阳市东汽中学教学楼坍塌。在地震发生的一瞬间，该校教导主任谭千秋双臂张开趴在课桌上，身下死死地护着4个学生，4个学生都获救了，谭老师却不幸遇难。

5月13日，在四川绵竹县汉旺镇一所中学内，救援人员经过十几小时的艰苦努力，终于从废墟中救出一位女学生。

5月13日，在四川绵竹县汉旺镇一所中学内，救援人员经过十几小时的艰苦努力，终于从废墟中救出一位女学生。

5月13日，在四川地震重灾区之一——四川绵竹县汉旺镇，救援人员经过十几小时的艰苦努力，终于从废墟中救出一位女青年

5月13日，在四川地震重灾区之一——四川绵竹县汉旺镇，救援人员经过十几小时的艰苦努力，终于从废墟中救出一位女青年。

5月13日，在四川绵竹县的一处临时救援中心，一位男青年陪护着受伤的母亲。

5月13日，在四川绵竹县的一处临时救援中心，一位父亲在为受伤的女儿擦拭血迹。

5月13日，在四川绵竹县的一处临时救援中心，医务人员在医治伤员。

5月13日，在四川绵

5月13日，在四川绵竹县的一处临时救援中心，一位父亲在守护受伤的孩子。竹县汉旺镇，一位失去女儿的母亲在痛哭。

作案兄弟被逮个正着

4月14日上午，兰州一家银行下属一些营业网点的工作人员在工作时惊奇地发现，自助银行存取款一体机内，连续发现35张由真人民币拼接而成的“变造币”，其中100元面额33张、50元面额2张。工作人员立即向银行反映了情况。银行部门开始排摸调查，刚开始还认为是内部出了问题。直到4月19日，其他营业网点发生类似情况，涉案金额共计3400元。于是，该银行向兰州警方及时报警。

有人竟敢拼接“变造币”实施作案，兰州市公安局领导对此高度重视，立即指示办案单位迅速开展案件查破工作。办案民警分析认为，这是兰州历史上首次利用自助存取款设备非法提走现金的诈骗案件，犯罪分子很可能继续以此方式作案。于是，民警在一些案发地点悄悄埋伏起来。

直到4月23日上午，守候民警在城关区庆阳路一家银行营业部内发现两名男子形迹可疑，对他们严密监控。这时，两名男子在营业部内的自助存取款机旁来回徘徊，不一会，他们拿出不明钱币打算存款时，民警当场将两人抓获，当场从他们身上查获“变造币”12张，其中100元面额6张，50元面额6张，金额共计900元。

父子三人被刑事拘留

经查，这两名男子是姓马的兄弟两人，哥哥今年29岁，弟弟25岁。经突击审查，2名男子交待了这些“变造币”都是他们的父亲马某在家中“造”出来的。在审查中，民警得知50多岁的马某住在七里河区骆驼巷一民房内。当民警赶赴这里时，正好马某不在家。为了不打草惊蛇，民警在该民房周围守株待兔。当晚9时许，马某刚从外面回来准备睡觉时，却被办案民警抓获归案。

原来，为了达到非法获取货币量的目的，马某对真人民币进行裁剪、粘贴、拼凑，用以少成多的办法完成这些“变造币”，然后将变造的人民币交由两个儿子存入银行存取款一体机内，并在短时间内从另一自助银行设备上支取真钞。目前，3名涉案人员均已被刑事拘留。

“变造币”案震惊金融界

那么，类似于拼凑的“变造币”乃至假币究竟是如何被存进银行的？骗子是如何完成从假币到真币的置换的？昨日，记者就此在兰州市一些银行网点作了相关调查。当提起“变造币”和假币也能存进银行的事后，兰州市一家银行办公室负责人为之震惊。据介绍，事实上，此次骗子所用的钱币，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假币，而是用四分之三真币与四分之一假币拼组成的变造币。在此之前，长春市也发现了“用柜员机存假币取真币”的犯罪行为。一些市民难免会产生质疑：“如果假币都存入了银行，那么我们从银行取出的钱还能‘保真’吗？”

据中国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的有关人员介绍，人们能够辨认的普通假币，是不可能通过自动检验存入到银行机具中的。只有通过特殊技术手段用四分之三真币拼制的变造币，才能完成自动存款，而这对于一般的制假者来说并非易事。此外，自动存取款机的存款箱与取款箱是分离的，存入的钱币不会直接被取出。

昨日记者从兰州市公安局获悉，在此案中，骗子的手段是用伪造的身份证件开立账户，再通过自动存款机向该账户中存入大量变造币，最后利用伪造的身份证件从柜台窗口和自动取款机提取出真币。这也说明银行在自动存款业务中出现自动设备验钞漏洞是难免的。尽管这是兰州市首次发现此类案件，但银行应加大自身的防范力度。警方和银行提醒市民在存取现金时注意检验真伪。目前，这一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

男子辞职"守株待兔"ATM机 "捡漏"获利12万

      古时有则寓言叫“守株待兔”，但让人没想到的是：现实生活中还真有这样的“农夫”。不过他没去守树桩，而是专门守ATM机。乐至人赵某就是这个现代“农夫”，他辞去原本不错的工作，鲜活地演绎了现代版 “守株待兔”——两年来，他专门蹲候在ATM机附近，一旦有用户取款时将卡遗忘在取款机内，他便迅速上前转走卡内资金。自2006年起，赵某“守株待兔”得逞8起，非法获利12万余元。记者昨日获悉，成华警方以涉嫌盗窃罪对赵某刑事拘留。

耐心蹲点 独辟蹊径“生财有道”

赵某毕业于成都某大学计算机专业，原为学校高才生，曾在磨子桥从事电脑维修工作。2005年7月，赵某到建设路某银行取钱，意外发现此前有一女士取钱后，忘记将卡取走。赵某顺势上前查询，发现卡内还有几百元现金。没能挡住金钱的诱惑，赵某迅速将现金转到了自己的银行账户上，并修改该卡的密码，然后将卡取走。

过了一段时间，赵某在报上看到消息称：经常有市民将银行卡遗忘在ATM机上造成损失。曾尝过甜头的赵某突发奇想：“既然有那么多人将银行卡遗忘在ATM机内，那我就靠这个发财多好！”于是，赵开始蹲点守候在ATM机附近，密切“监视”取款人是否取卡。

在盗走第一张银行卡后，赵某发现该卡竟一直没挂失，还可继续使用。为避免留下蛛丝马迹，赵某不再把钱转到自己账户上，而是转到盗来的卡上循环使用。从此，赵某便游荡在新鸿路、双桥子和建设路等地ATM机附近，耐心等候，伺机作案。

随后，赵某干脆辞去工作，专心从事此“生财之道”。每隔一段时间，他就给妻子一笔钱，并谎称是单位发的奖金。其妻信以为真，从没想到丈夫竟会干违法的事。拿着丈夫蹲点守候得来的高额“奖金”，其妻一心在家带孩子。此间，他们还按揭了一套首付14余万的房子。

用心敬业 长期蹲点“眼疾手快”

今年2月1日，一男子来到新鸿路某银行，在取完钱后就匆忙离开，将卡遗忘在取款机上。这一情形被早已蹲守在外的赵某尽收眼底。该男子刚转身，赵某便冲上去迅速地进行转账和修改密码取卡。等该男子想起返回取卡时，正好与赵某擦肩而过，短短十来秒，该男子就莫名其妙地损失了2万余元钱。这也是赵某单笔最大的“收获”。

据办案警官介绍，长期蹲点守候，赵某练就了“眼疾手快”的本领。他通常站在自助银行外，仔细观察市民取款动作，一旦有人忘记取卡，他便迅速上前转账或修改密码。“他站在外面，就能一眼看出谁粗心大意，分析出哪个人准会忘记取卡。”该警官说，赵某非常有耐心，两年时间里，他几乎每天都在机器旁守候，其“敬业”精神非一般人能及。不仅如此，赵某记忆力惊人，10多位的银行卡号，赵某能一口气背出来，甚至一年前的银行卡号都能记住。包括曾修改的银行卡密码，他都记得一清二楚。“动作很快，常与丢卡人擦肩而过，但他就把事情做完了。”

新鸿路派出所副所长赵林涛说，赵某作案手法很简单，也没什么技术含量，放下原本好好的工作不干，把这个当职业来做，与以往的ATM盗窃案不大一样。以前作案方式一般都是转移市民注意力，趁其不备取走银行卡或直接封住出卡口，等市民走后再取卡。

留心缉盗 “久走夜路”一朝被擒

赵某的行为给不少市民造成了较为严重的经济损失，接到数起报案后，警方立即展开了调查。他们通过银行监控录像，获取嫌疑人的体貌特征，然后印成照片，分发给辖区巡警及各大银行保安。今年3月24日，抱着“久等必有禅”的心态，赵某像往常那样在新鸿路某银行取款机附近徘徊。

“照片上他留着很长的胡子，引起了保安注意。”赵林涛说，银行保安见赵某一直在ATM机附近转悠，就怀疑他是照片上的人。保安正欲通知警方时，新鸿路派出所巡警刚好执勤经过，一举将赵某挡获，当场从其身上搜出他前一天盗来的银行卡。

面对警方询问，赵某镇定自若，当即还进行了一番逻辑推理来诡辩：“钱又不是转到我的账户上，关我啥子事嘛？”当警方拿出有力证据时，赵某一下子就哑口无言了。停顿半晌后，他称自己认为这是个挣钱的好办法，因此一干就是两年。警方来到赵某在洪河镇的家中搜查，搜出了几张银行卡。“不可能哦，我丈夫有工作埃”得知丈夫非法获利后，赵妻称自己完全不知情，也不相信丈夫会干这样的事。

赵林涛提醒广大市民，存取款后要记得及时将银行卡取走；如银行卡丢失，一定要立即挂失，别让不法分子有机可乘，利用银行卡作案。

上海银监局：利用ATM以假换真盗钱案查获

上海银监局昨日通报称，近日，上海市多家银行的自助银行连续发生利用ATM机取款超时吞钞功能盗窃钱款案件，目前几起案件均已查获。上海银监局警示持卡人，切勿贪图“小利”或为满足好奇心而以身试法。

据悉，该类案件中，犯罪嫌疑人通过在ATM机上取款不取钞但换入假币的手法，等待ATM机自动将出钞口的现金吞入，从而“以假换真”盗窃钱款。目前，几起案件均已查获，相关人员正于公安机关处理。

公安机关近日已向上海市各银行通报案件风险，要求银行加强对自助银行和ATM机的巡视和录像监控，发现可疑人员和情况及时报警。

上海银监局同时发出警示，ATM机超时吞钞后银行卡并非余额不变，而是会被扣除相应取款金额。如需冲回相应金额，持卡人必须到银行柜台办理相应手续，银行在清点ATM机内钱款无误并履行必要手续后才会在银行卡中冲回相应金额。对混入的假钞将按规定没收,并扣减相应卡内余额。

网上帖子称ATM存钱可以假换真 银行否认

时报讯（记者 乔倩倩 袁峰） 日前，网上流传的《我把100元假钞重新还给ATM机的经历》的帖子引起广泛关注，ATM机是否真的可以“接纳”假钞引发质疑。银行业内人士称，使用ATM存假钞的行为在操作上并不可行，纯属子虚乌有。

网友：假钞夹中间可存ATM

网友“TOP-青年”在某网站曝出猛料，称在ATM机上以假乱真，可将100元假钞存入ATM机，该网友在帖子中说，他先把银行卡插进去，输入了取800元的指令，很快钱从吐钞口内吐出，他在吐出的钱币中间抽取了一张，然后将假币展开重新塞回那叠钱中间，静等10秒钟后，ATM机开始滴滴提示音响，屏幕上显示“请尽快取钞，超出时间将自动收回”，等待超时后，钱退回机内——无任何异常——查余额——金额未变——闪人！

释疑：存假钞“不可行”

向ATM存入假钞的做法是否可行？记者从各家银行了解到，ATM机设有验钞功能，将假钞直接存入机器内基本不可能，而像“TOP-青年”的做法，在待取的钱中以假换真也绝非易事。

银行业内人士称，现有的ATM机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自动取款机，这类机器出钞口较小，会根据钞票厚度变换出钞口大小，出钞的时候会将钞票夹紧送出，从中塞钱很难，另外一种是自动存取款机，这类机器设有一个钱箱，内装感应器，一旦发现有人在出钞口做手脚，会出现系统故障，并将吐出的钞票吞回。

“更何况，一旦出现取钞超时情况，退回去的钱不一定能退回取款人卡中，甚至有可能会吞卡。”某银行客服人员表示，“如果退回去的钱没有回到取款人账户，取款人可持银行卡、身份证到取款银行经过银行调查解决。”

银行业内人士表示，即使万分巧合，有假钞存入，也不会被下一个取款人取走。ATM机设有存款箱和取款箱两个装置，存入ATM机的钱会流入存款箱，而这部分钱不会直接用作取款，而是由专门人员每天进行清机处理后运到总行，次日再在监控摄像头下，双人双机复合验钞装箱，假钞直接装入ATM机的可能性基本没有。

律师：假钞换真钞属盗窃

广东正大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欣认为，以假换真是否可行要看ATM机是否有验钞功能，以及出钞口是否有感应装置。但是，市民千万不要一时兴起，以身试法，存假钞到ATM机的行为属于以假钞掩盖窃取真钱目的的盗窃行为，犯罪人要承担法律责任，而且如果盗窃数额超过1200元，还将追究刑事责任。目前，对于ATM机的定性有争议，即ATM机是否属于金融机构，如果将ATM定性为金融机构，就构成盗窃金融机构罪，罪刑会更重。

银行人士提醒，一旦在ATM取钱发现假钞，应把假钞票正反面直接对准监控录像并停留展示10秒，扫清钞票号码，以便让摄像头记录准确的票面信息。此外，如果发现假钞，最好不要离开ATM机，直接打电话通知银行或请该网点大堂经理前来鉴别，协助处理。

ATM识别钱款好坏有标准 一般接收7成新以上

编辑同志：近日，我到某商业银行网点利用自助设备存钱，其中有3张百元纸币始终被ATM机拒绝。另一次，我从一家银行的ATM机上取出钱，然后存到另一家银行，后面这家银行的ATM机却拒绝接收其中的几张纸币。这是为什么

答复：据农行上海市分行专家介绍，ATM机识别钱款“好坏”有标准。对于太旧的钞票，ATM机是拒绝接收的，一般接收的标准为7成新以上；对于表面有明显油迹、污迹，或者有折角、明显皱痕的钞票，ATM机也会拒之门外。另外，破损币、残缺币及假币，ATM机肯定拒绝。

上述专家建议，市民利用ATM机存钱时，可分多步骤完成。首先，在自助存款前，先简单清理手中钱款，对于明显破旧的纸币应先自行剔除；其次，在存款中，若碰到ATM机拒绝，可将纸币摊平整，将折角翻下，继续再放入。一般对于7成新以上的完好纸币，经过重新整理后，ATM机都会接收；最后，若

ATM机连续多次拒绝接收，只能更换纸币或不存。因此，市民在利用自助设备存款时，应多备几张纸币，以防存款金额不足误事。

对于俞先生提到的后面一种情况，一般是因为纸币比较旧。银行对于不宜流通人民币挑剔有具体的标准，在银行员工手里的“漏网之鱼”，在ATM机上可就无法过关了。

信用卡犯罪出现新手段 都与ATM有关

随着信用卡的日益普及，一些不法分子将犯罪对象转移到了ATM和信用卡上，犯罪形式呈现多样化，科技含量较高。昨日，邗江警方经侦大队发出预警提示，提醒市民警惕信用卡犯罪六种新作案手段，这六种手段都与ATM有关。

手段一： 用特制薄膜覆盖键盘，轻易获取用户密码。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一张特制的薄膜覆盖键盘，同时在出卡口做手脚，使信用卡卡在出卡口处出不来，利用持卡人到银行反映情 况的间隙，盗走卡内所有款项。

手段二： 接入ATM通讯线，盗取卡片信息。银行ATM安装场所复杂，有些ATM的通讯线随处可见。不法分子通过特殊技术手段接入ATM的通讯网络，可以获取卡号、密码和交易类型等信息。

手段三： 张贴虚假提示，诱劝转移资金。不法分子经常利用人们的轻信心理，在ATM的显示屏上张贴“紧急通知”之类文字，声称ATM系统受到病毒侵害，用户必须把资金转移到指定账户上。

手段四： 安装摄像头，利用高科技设备作案。一些不法分子在ATM上安装超微型的摄像头，并在插卡口处安装外接吐卡装置。在客户取款失败离开后，不法分子便输入偷拍到的密码，大肆透支取现。

手段五： 遮盖监控镜头，伺机作案。现在各银行的ATM绝大部分都安装了监控镜头。一些不法分子在作案前几天遮住镜头，发现没有变化就会在ATM上做手脚。即使案发，监控录像已没了破案价值。

手段六： 冒用他人资料，骗取银行信用卡。一些不法分子通过各种途径获得用户个人资料，办理银行信用卡。银行进行信用审核时，只对申请表上的内容与申请人核实，并根据资信状况决定是否发卡，因客户自身原因造成的损失，银行不负责任。

ATM存款银行卡被掉包 市民告银行防范不力

小市民折腾：将银行送上被告席

魏先生ATM机存款时银行卡被掉包损失2000余元，他认为银行安全防范措施不够

我刚存款不到5分钟，钱就被取走了。”魏先生表示，去年7月，他在某银行设在龙岗嶂背工业区的ATM机上用银行卡给老家的妻子存了2000元生活费，后发现存款被盗。他认为该行所设的ATM机安全防范措施不够，应当承担一定责任。

去年8月魏先生将某行龙岗支行告上法庭。龙岗区人民法院经过两次开庭，以魏先生举证不能为由判定其败诉。目前，他已经上诉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此案将于下月再次开庭审理。

事主：ATM机存款时银行卡被掉包

据魏先生介绍，去年7月4日晚6时30分左右，他在某银行设在龙岗嶂背工业区ATM机上存了2000元钱，这是他给老家妻子的生活费。

“7月10日，我老婆查询余额却发现里面没钱了。”魏先生说，经过查询发现钱在他刚存完款后不到五分钟就被取走了2300元，而后又被消费了63元，卡上仅剩0.6元。

魏先生表示，随后他到派出所报警，并和民警一起到银行相关部门看了当时的录像。“当时我存完款后，后面有个排队的高个子拍了我的肩膀一下，我一回头的瞬间被他把银行卡掉包了。”魏先生回忆说，当时他没有很在意。而录像显示，在魏先生存款同时，有人在用摄像机偷拍他的密码，他才明白了自己是如何被骗的。

“存款地方的安全保护措施不是很到位，银行应该负一定责任。”魏先生说，去年8月他将某行龙岗支行告上法庭，经过两次开庭，法庭判定其败诉，理由是举证不能。

随后，魏先生上诉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银行说当时的录像不存在了，可是这是很重要的证据。”

目前，魏先生已经接到法院传票，将于下月开庭。

银行：安全措施是到位的

昨日下午，记者联系到某银行深圳分行。一位工作人员表示，他们设立ATM机等自动设备，公安部门等会进行安全验收，符合安全要求才能安装运行。

“我们只能表示遗憾。”这位工作人员说，现在魏先生还没有证明银行卡被掉包了。如果真的是发生了掉包事件，那么魏先生也要为其自身的疏忽负责。至于监控录像等，他说，按照相关部门的要求只会保存两到三个月，现在应该没有了。

律师：事主提起诉讼负有举证责任

对此，广东耕兴律师事务所的张茂荣律师认为，魏先生提起诉讼是负有举证责任的。首先要证明损失是由于存款时被掉包造成，其次要证明自己的损失银行有过错。只有这两点都具备了才有可能胜诉。

晨报讯（记者 李若愚）中国银监会昨天发布《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指导意见》，为民间借贷行为松绑。自然人、企业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可以投资设立小额贷款公司。

不过，小额贷款公司的门槛并不低，如果采取有限责任公司形式，则注册资本不低于500万元；如果采取股份有限公司形式，则注册资本不低于1000万元。注册资本必须全部为实收货币资本，由出资人或发起人一次足额缴纳。

与银行不同，小额贷款公司不得吸收公众存款，其资金来源主要是股东缴纳的资本金和捐赠资金，也可以向不超过两个银行业金融机构借入资金。

在资金运用方面，小额贷款公司旨在引导资金流向农村和欠发达地区。银监会要求，小额贷款公司应在服务“三农”的原则下自主选择贷款对象，面向农户和微型企业提供信贷服务。

小额贷款公司并不意味着高利贷和放任自流。银监会强调，贷款利率不得超过司法部门规定的上限，下限为央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的0.9倍，浮动幅度按照市场原则自主确定。

个人和机构如申请设立小额贷款公司，应向省级政府主管部门提出正式申请，经批准后，到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注册登记手续并领取营业执照。此外，还应向当地公安机关、银监会派出机构和央行分支机构报送相关资料。

银行资金可进场 小额贷款公司瓶颈破解

小额贷款公司从银行融入资金的利率确定方式“很市场化” CFP图

银监会昨发布《意见》明确小额贷款公司资金来源

银行资金可进场小额贷款公司瓶颈破解

资金来源渠道的明确将为小额贷款公司带来新的生机。

银监会昨日正式公布《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意见》（下称《意见》），针对小额贷款公司的资金来源问题首次提出，除股东缴纳和捐赠资金外，还可以从不超过两个银行业金融机构处融入。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杜晓山认为，银行业金融机构资金的进入，对一直面临资金来源瓶颈的小额信贷公司而言无疑是雪中送炭。

参与首批试点的山西省平遥县日升隆和晋源泰两家小额贷款公司的负责人表示，去年均向商业银行提出过希望能融入资金，但由于小额贷款公司法律地位不明确、融资缺乏政策依据而未能成行。

《意见》规定，小额贷款公司的主要资金来源为股东缴纳的资本金、捐赠资金和来自不超过两个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融入资金。小额贷款公司从银行业金融机构获得融入资金的余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50%，融入资金的利率、期限由小额贷款公司与相应银行业金融机构自主协商确定，利率以同期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为基准加点确定。

“这种利率确定方式很市场化。”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副行长昨日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我们也以一种积极的态度来对待，主要还是要看小额贷款公司的股东背景和资信情况，具体利率是一视同仁的。”

一位国有银行人士则认为：“现在大家普遍流动性吃紧，可能小额贷款公司想从银行拆入资金也不会很容易。”

杜晓山认为，“融入资金的余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50%”这一比例有点低。这样算来，小额贷款公司的资本充足率是66%，而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是8%。相比较而言，小额贷款公司自有资金的杠杆作用较低。

“监管部门对小额贷款公司发展持很谨慎的态度。”杜晓山说，小额贷款公司资金来源上开了个小口子，但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意见》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组织形式作出明确规定，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两种形式，两者的注册资本分别不低于500万元和不低于1000万元。

自2005年下半年起，中国人民银行在山西和陕西等5省（区）参与设立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截至目前共成立7家，其他省份的民间资本也自发成立多家同类公司。

一位权威人士曾对本报表示，《意见》出台后，小额贷款公司将在全国推广。

银监会央行为投资人开小额贷款公司立规

新华网北京５月８日电（记者白洁纯毛晓梅）中国银监会、央行近日联合发文为投资人开办小额贷款公司立下“规矩”，并明确小额贷款公司不吸收公众存款。

这份《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指出，小额贷款公司是不吸收公众存款，经营小额贷款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其中，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不低于５００万元，由５０个以下股东出资设立；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不低于１０００万元，有２至２００名发起人，且半数以上发起人须在中国境内有住所。单一出资人持有股份，不超过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１０％。

《指导意见》明确，小额贷款公司的主要资金来源为股东缴纳的资本金、捐赠资金，以及不超过两个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融入资金。小额贷款公司从银行业金融机构获得融入资金的余额，不超过资本净额的５０％。

在发放贷款时，小额贷款公司应坚持“小额、分散”的原则，鼓励面向农户和微型企业提供信贷服务，着力扩大客户数量和服务覆盖面。对于同一借款人，贷款余额不超过小额贷款公司资本净额的５％。

《指导意见》还要求，小额贷款公司应建立审慎规范的资产分类制度和拨备制度，确保资产损失准备充足率始终保持在１００％以上。同时人民银行会对小额贷款公司的利率、资金流向进行跟踪监测，并将其纳入信贷征信系统。小额贷款公司应定期向信贷征信系统提供借款人、贷款金额、贷款担保和贷款偿还等业务信息。

2.任何时候，不要为一个负心的男人伤心，女子更要懂得，伤心，最终伤的是自己的心。如果那个男人是无情的，你更是伤不到他的心，所以，收拾悲伤，好好生活。 
3.永远不要无休止的围着你喜欢的那个男人转，尽管你喜欢得他快要掏心掏肺的死掉了，也还是要学着给他空间，否则，你要小心缠得太紧勒死了他。
4.当一个男人对你说：分手吧。请不要哭泣和流泪，应该笑着说：等你说这话很久了。然后转身走掉。
5.相信自己，善待自己，让自己的生活精彩纷呈。不要误认为是要让某个人后悔，而是为了让自己的人生更精彩。
6.每天打扮的优雅从容出门，给自己带上不同的笑容。小人物，大博客MX.`D N/g&Y
7.对善意欣赏你的男子回报浅浅的微笑。
8.女子25岁后，要学会保养自己的皮肤。
9.如果可以不抽烟，别抽。如果可以不喝酒，别喝。